| 發(fā)布日期：2014-01-10 10:27:32 來源：摘自浙江日報 分享到： |
修復完成的紅色蓮魚龍紋綾袍
1900年6月22日，王道士在無意中發(fā)現(xiàn)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，從此揭開一個歷史的偶然，封藏千年的數萬寫卷重見天日。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那便是敦煌學“紀元”的開始。
但彼時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，卻遠遠沒有展開，石已破而天未驚。直到1909年8月，法國人伯希和第二次赴京，撿選了一些他自己獲得的敦煌文書精品向中國學者展示，至此，敦煌文獻才開始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。同年11月，浙江上虞人羅振玉撰成《敦煌石室書目及發(fā)見之原始》，是為敦煌學研究的第一篇學術性論文。
此后的敦煌學，一發(fā)不可收拾。盡管浙江和敦煌相隔數千里之遠，但浙江學者卻成為這一學派中最為奇特的一股力量。王國維、姜亮夫、蔣禮鴻、郭在貽、王伯敏、常書鴻、段文杰，以及柴劍虹、常沙娜、樊錦詩、張涌泉、許建平、趙豐等浙籍或在浙工作的學者，他們的身影閃爍在敦煌學的百年征程中，是如此熠熠生輝。
如今，浙江人在家門口得以身臨敦煌之幻境，由著浙江美術館和中國絲綢博物館舉辦的“煌煌大觀——敦煌藝術展”和“千縷百衲——敦煌莫高窟出土紡織品文物的保護與研究”這兩項大型展覽，一眾學者也齊聚西子湖畔。目睹琳瑯的文物，耳聽浙派學者們的傾訴，豈止是歷史的只言片語。
那是敦煌的千年呼喚。
盤長百衲幡
經緯之間讀懂敦煌
敦煌，這一古之邊防重地，中西交通重心，文化極盛的都市，宗教繁榮的圣城，輝煌于唐代的絲綢之路交匯地，在千百年中留給世人無盡的猜想，更饋贈今人一份深厚的文化寶藏。
今天，我們無須從蘭州西北行，過武威、張掖、酒泉，出嘉峪關，經玉門、安西兩縣，過瓜州舊城，而至敦煌。因為，這條絲路已經化作承載歷史記憶的綾羅綢緞，舞動于我們的眼前。
“浙江對敦煌學的貢獻，主要包括了三個部分，一是對敦煌絲綢文物的修復和再認識，二是對敦煌吐魯番文獻的發(fā)掘和整理，三是對敦煌藝術的臨摹和留存，也包括敦煌壁畫的數字化保護。”浙江敦煌學研究會會長、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說，敦煌絲綢文物的修復是在2013年提出并制訂的修復與研究項目。
中國絲綢博物館，是這一工作的主要負責機構。“為了這次‘千縷百衲’展，我們從2013年5月開始分三批從敦煌運來了62件文物。”趙豐說，館里派出了8位專業(yè)人士投入修復工作，“絲綢是藝術和技術的結合，但是卻很難保存，所以在這之前很少有專家對其進行修復和解讀，展覽是工作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。”
在位于中國絲綢博物館的展廳里，一件已經復原的綾袍懸掛在展示柜內。紅色的整體色調，精致的裙擺和腰褶，細膩的花紋，無不讓觀眾驚嘆。“這組殘片共有11片，均出土于莫高窟北區(qū)第121洞窟，洞窟存一遺骨，為20到22歲女性，織物殘片包括綾、絹和棉。”趙豐解釋道，殘片圖案為蓮花、魚和四爪龍，“此類題材應屬于元代滿池嬌紋樣的一種，表現(xiàn)了一幅生機勃勃的魚龍戲水的蓮塘小景。”
而另一件作品，則是流行于唐代的絹帽。“這頂帽子出土時殘破很厲害，帽后的綴帶原有兩條，現(xiàn)只存一條，原帽襯里已經不見了。”趙豐認為，敦煌絲綢文物修復后的價值，即在于可從中判斷當時的社會風貌和生活習俗，“莫高窟出土的北魏刺繡說法圖中供養(yǎng)人所戴的正是頂做圓頂、下有披幅的鮮卑帽，和這頂帽子類似，創(chuàng)于北周、盛行于唐的幞頭，其實也正是源自北朝鮮卑帽這一類的風帽。”
人們看敦煌，通常會著眼于它的壁畫等藝術形式，但對布滿于洞窟之內的幡、百衲等絲綢物品，卻往往擦身而過。“敦煌學要求我們用技術的眼睛看敦煌，對于絲綢文物的修復和研究，好比用夜視儀再一次觀看敦煌，你會發(fā)現(xiàn)有許多新的東西值得我們去咀嚼。”趙豐說，得益于近幾年考古發(fā)掘工作的開展，有許多棉、麻織品出現(xiàn)在世人面前，“我們發(fā)現(xiàn)了一些在纖維染料、刺繡工藝等方面的新事物，也從織錦中分出了東方和西方的區(qū)別，這些成果給認識敦煌材料增加了新的眼睛和方法。”
在此次修復過程中，一件文物引起了趙豐的重視。這是一件由當時僧人自行拼接而成的百衲，色彩多樣且圖案豐富。“拼布是有藝術性的，我們在修復的過程中找出了規(guī)律，最終從材料的朝代背景中將其斷定為北朝晚期時的百衲，可以說是最早的百衲藝術。”
絲綢，給了敦煌學以全新的認知角度，通過絲綢來了解敦煌的歷史，還原當時的生活，從中看到更大的絲綢文化的東西交流，這正是此項修復和研究工作的意義所在。
“還有許多敦煌的絲綢文物正等待我們去研究，浙江和敦煌之間奇特的淵源，也會加速浙江在研究敦煌學上的中西合璧速度。”趙豐已經擬定了一份計劃，即在2014年開展一項名為“絲路之綢”的研究項目，“我想把北京，以及俄羅斯、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的資源整合起來，針對絲綢之路沿途的絲綢進行研究，推動全國乃至全世界對敦煌學的貢獻。”
修復后敦煌唐代風帽
壁畫臨摹再現(xiàn)盛景
提起敦煌學，另一個需要提及的機構，是中國美術學院。
1954年，浙江美術學院（今中國美術學院）在文化部的組織下，派遣金浪、鄧白、李震堅等7位藝術家前往敦煌千佛洞，對敦煌莫高窟中保存著的從各朝代累計下來的大量雕像、壁畫等進行三個月的臨摹。
“當時對石窟內壁畫的臨摹主要是保護和創(chuàng)作研究，除了傳統(tǒng)上對于破損嚴重的壁畫采取保護臨摹之外，藝術家們也從壁畫中挖掘創(chuàng)新靈感。”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理事、中國美術學院教授毛建波說，這些藝術家回到浙江之后，發(fā)展起了全新的畫派——浙派人物畫，轟動了藝術界。
浙江和敦煌壁畫藝術，姻緣自此種下。
“那次臨摹之后，美院的每一代學生都形成了一個習慣，即在自己的就讀生涯中，必須去一次敦煌莫高窟進行臨摹。”毛建波說。
無疑，敦煌壁畫對浙江藝術家是有極強吸引力的。究其原因，一生致力于研究敦煌學的浙江學者姜亮夫曾提及，敦煌藝術初期所有造像和圖畫，來自于中國南方，直至唐以后，才滲入了西方的因素。絲綢之路的打通，造就了中西合璧的敦煌藝術。他在《敦煌學概論》中說道：“敦煌初期的藝術比較粗野，沒有表現(xiàn)出線條的藝術，還是用涂染的方法而成，唐代中葉佛教傳入后，敦煌的藝術就變了。”
敦煌壁畫，以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為根，又披上了佛教的藝術色彩，其特殊質地的顏料，畫作背后動人的故事，都深深吸引著中國美術學院的一代代學子。每個人都在壁畫中，尋到了自己的敦煌夢。
不過，由于國家對文物管理力度的不斷加大，敦煌莫高窟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就限制學生入內臨摹。以往都可走入的洞窟，大部分也成了不可參觀的“特窟”。
但浙江學子和藝術家們追尋敦煌藝術的腳步，并未就此終止。“前兩年，學校組織部分學生去敦煌莫高窟當志愿者，我們希望通過這種途徑能讓更多的學生了解，并深入認識敦煌藝術這種傳統(tǒng)文化的魅力。”中國美術學院巖彩畫研究所所長王鵬飛說，中國美術學院還為此在敦煌設立了教學實踐基地。
而為了彌補不能進入敦煌莫高窟臨摹的遺憾，中國美術學院的師生們還將畫筆延伸到了絲綢之路上的另一顆明珠——龜茲。
“在距離敦煌莫高窟30公里左右的三危山上，我們發(fā)現(xiàn)了古代畫家使用礦物顏料的巖洞，能在那看到許多現(xiàn)代繪畫中使用過的顏色，同學們看到后都很興奮。”王鵬飛回憶道，龜茲之行，將學生們對于敦煌藝術的熱愛推向頂峰。
敦煌，就是這樣一處令人神往的藝術源泉。千年前，無數僧人止步于此，尋找心靈棲息之地。今天，藝術家們用一塊畫板、一張小凳和一袋畫筆，默默地守在大漠石窟中。
盡管形式不同，但彼此之間的精神，卻是一樣。那每一抹五彩的顏料，點燃著師生們的藝術夢想；那每一筆的臨摹，指引著師生們追尋著敦煌美和偉大之路。
如今，在如何妥善保護現(xiàn)有文物的基礎上，給予相關文化愛好者一些更多的研究空間，成為研究敦煌藝術的學者們共同思考的問題。“我還是希望能在敦煌莫高窟得到完善保護的前提下，給學生們提供更多的臨摹機會，身臨其境臨摹壁畫和照摹本臨摹，是不一樣的概念。”毛建波呼吁道。
敦煌之美，美在傳遞。
花卉紋錦
文獻整理成績斐然
“敦煌，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匯點，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(zhèn)，是世界不同文化互相影響、和諧共處的典范。”浙江省社科聯(lián)主席蔣承勇說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(fā)現(xiàn)的6萬件左右古代寫本文獻，內容涉及中國11世紀以前（尤其是5至10世紀）的歷史、政治、經濟、宗教、語言、文學、科技、社會生活和中外關系等各個方面，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財富。
我國學術界更在一個世紀里焚膏繼晷，為敦煌文獻的整理付出極大心血，并取得驕人的成績，“敦煌在中國，研究在外國”的狀況也由此得到徹底改變。
浙江大學，正是敦煌學文獻發(fā)掘、整理工作中的主要力量。
早在上個世紀初期，浙江學者姜亮夫即遠赴歐洲抄錄敦煌遺書，開辟了國內整理研究敦煌文獻的新領域。1949年以后，姜亮夫就職于杭州大學，從事敦煌文獻的教學與整理研究，著述豐碩，使整理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術傳統(tǒng)早早就根植于杭州大學，成為全國高等院校中最有影響的優(yōu)勢學科之一。1983年，姜亮夫受教育部委托，舉辦了全國首屆敦煌學講習班。
在姜亮夫的影響下，杭州大學的蔣禮鴻、郭在貽等一大批學者，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術領域都做出了重要貢獻。蔣禮鴻的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先后再版五次，影響深遠。郭在貽的《郭在貽敦煌學論集》、《郭在貽語言文學論稿》，嘉惠士林。
1998年，四校合并成立新浙大以來，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仍然是浙江大學的優(yōu)勢學科之一。薪火相傳、后出轉精。近幾年，張涌泉、許建平、關長龍三位教授歷時十年合作撰寫的《敦煌經部文獻合集》11冊，終在中華書局正式出版，受到學術界的廣泛好評。
“敦煌文獻各家館藏大都是以入藏先后的流水號編目排序的，后來的影印出版物也大抵以此為序，沒有分類，編排雜亂，讀者使用起來很不方便。”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秘書長、浙江大學教授許建平說，幾位教授在對海內外收藏的6萬多件敦煌卷子進行全面普查的基礎上，改按傳統(tǒng)的四部分類法分類編排，使得讀者查閱敦煌文獻更為方便。
“分類、定名、綴合、解題、匯校，這是《敦煌經部文獻合集》的特色。”許建平認為，這部作品融進了多位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，有大量創(chuàng)見或發(fā)明，達到了敦煌文獻整理研究的最高學術水準。
許建平自己也曾出版《敦煌經籍敘錄》，這本40萬字的著作共分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禮記》等9卷，為敦煌藏經洞出土的320號儒家經籍文獻撰寫了詳細的敘錄，對一百年來敦煌經部文獻研究的成果作出一次徹底的清理。
敦煌學研究也隨著這兩部集大成、高質量的敦煌文獻總集的出版，真正昂首自立于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。正如日本著名學者池田溫所說：“令人驚嘆的巨著，是敦煌學繁榮昌盛的標志”一般，今天的敦煌學，正憑借著老中青三代浙江學者的執(zhí)著和堅持，擦拭出全新的光彩。
敦煌，讀你千遍也不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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